淺談自由與責任散文
荷馬說，“當一個人成為奴隸時，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對此，阿諾德補充說，“當他想擺脫這種奴隸狀態時，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時候會失去自己的美德，人爭取解放的時候也會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針見血的對比著實讓人贊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個人在被壓迫時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時，又變得飛揚跋扈，傷及同類？
從概念上說，它關系到對自由與權利的理解。托克維爾曾經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嘲笑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為仇恨大干自由，法國大革命最終血流成河。反抗與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種普遍權利，真正的革命不是為了奴役別人，更不是為了殺戮，而是為了建立起一種持久的新秩序，以便讓所有人能夠在新的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從政治上說，它關系到對強力的約束。沒有誰甘愿受人壓迫，一個人被另一個人奴役，不是因為一個人強而另一個人弱，而是因為那里奉行暴力邏輯，強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約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從于強者。同理，只要是這種暴力邏輯不被打破，當有朝一日強者轉弱，弱者轉強，類似恃強凌弱的悲劇仍會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發生了轉變，但是暴力的結構并沒有變化。如阿諾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與受的雙重進程中，人類先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從歷史上說，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劇終”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自由，而只是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著革命不但沒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沒有真正建立起新的價值。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革命苦，革命甚至更苦。在暴力的裹挾下，不僅毀壞了過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來的方向。
簡而言之，轉型期的中國，有關自由的思考并來完成。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的講座中我多次談到，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就在于假自由泛濫、真責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現為權力大而責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權，為所欲為；在社會方面，則表現為各種底線的缺失，對于可能到來的時代巨變，也沒有做充足的觀念或者心理上的準備。
美國著名心理醫生弗蘭克爾曾經建議美國人不能只在東海岸建一個自由女神像，還應該在西海岸建一個責任女神像。一個從納粹集中營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說最珍視的就是自由，但為什么他還要強調僅有自由是不夠的？因為他知道，與自由對應的還有責任，而且沒有責任也不會有自由。責任女神像的價值就在于喚起人們的責任感。套用新京報當年的一句廣告詞，責任感不僅能使我們出類拔萃，責任感同樣會給我們自由。所謂美好社會的密碼，無外乎人人能為自由擔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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