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古詩中的生命性格
生命的本質(zhì)應該是詩意的。中國文化幾千年積淀下來的精髓應該是詩意式的生命。
我們這個民族文明的土壤所醞釀的文化形式首先是詩歌。先民們采桑、狩獵、捕魚、耕種踩踏出來的就是詩歌——這彰顯了我們這個民族崇尚的是詩意的生活，呼喚的是詩意式的生命。這是一種自然的天性在歷史的混沌中、在現(xiàn)實的紛爭里浪漫的流連。
但是，縱觀我們民族的文化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大凡有所成就的文人（準確地說是詩人），在政治生涯中無不失意不得志、無不遭貶流放甚至丟掉性命。這說明了一個道理，詩性的人似乎難以從政。政治性格與詩歌性格往往是相對立的，能將兩者融合在一起的人歷史上沒有幾個。政治性格是絕對不需要任性和率真的，而詩歌性格又是排斥權(quán)謀與傾軋的。詩人的事業(yè)可以不與某一個朝廷和君王相始終，但是詩人的生命一定要與自己的靈魂共生死。
詩歌的性格要求對政治的不可堅持，屈原的死是對不可堅持的堅持，是對不可選擇的選擇。詩歌的性格促使詩人必須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而不像政治性格那樣按政治的意愿活得迷失了自我。詩歌性格的最終歸宿是與政治相背離、與心靈同歸。背離需要膽識和勇氣，是杰出的反叛；同歸也需要膽識和勇氣，是崇高的進化。選擇政治性格必將違背天性與良知，必將迷失自我、放棄自我而變成非我。雖然兩者都需要有獻身精神，但對詩歌的獻身是自由而浪漫的。這樣一來，詩歌式的'生命是唯美的灑脫。
作為政治過客的王安石，雖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卻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那也是文學的輝煌。他想用改革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滿足政治性格的強烈需求。然而，現(xiàn)實的殘酷讓他在失敗之余退卻了，而詩的性格、文學的性格讓他找到了生命的終歸。他囚系的政治生命也終于可以自由地高歌了。
我們這個民族似乎總是懷揣著失意行走在歷史中，不得志是因為政治性格得不到滿足或?qū)崿F(xiàn)。但無論如何，懷才不遇卻不會違背良知，空有遺恨并沒有泯滅天性。政治性格往往迷失自我，詩歌性格卻可以天馬行空。
政治性格耗散著繁華似錦的不安，奔走于冠冕堂皇的焦慮，如果說能洗濯掉凡塵俗世的污淖，蕩滌出清心寡欲的胎骨，那只有詩歌式的生命形態(tài)才能做到。(教學論文 )在人們看來，政治總是集結(jié)著人群欲念的洪流，而詩歌又總能沉淀出生命歲月的硬度；政治經(jīng)營著詭秘的嘲笑，詩歌可以放牧失落的靈魂，撫慰落紅的漂泊，熨帖枯葉的惆悵，浣洗痛苦的沙塵，擠兌流水的自由。政治性格與詩歌性格孰輕孰重，選擇也只是時間問題，就像“百世田園之主，千古隱逸之宗”的陶淵明也只是在四十一歲的時候，歸隱到高風亮節(jié)的菊花叢中，歇息了詩性的生命。政治性格與詩歌性格終于決裂了，決裂得最為堅定的當屬屈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史是政治性格與詩歌性格相處、相交、對抗，最后決裂，靈魂與率真戰(zhàn)勝圓滑世故的精神史。
政治性格總是執(zhí)著于成敗的界線，沉浮于權(quán)位的起落，不像詩歌性格可以折射出靈魂的自由，清澈出生命綠色的寬廣。當蘇東坡踏上海南島的那一刻起，海南和暢的海風、寧靜的生活讓詩人明白，生命需要在這樣偉大的天空下徜徉——盡管海南島的偏僻抽離出了詩人內(nèi)心的孤單，但卻豐富了詩人靈魂生命的高遠與超脫。就在踏上回京之路時，詩人似乎感到了政治性格在隱秘中的焦慮，似乎窺見了政治漩渦中覬覦的冷笑。幸好，他對海南島的回望涅槃了自己的希望，他終于可以像詩人那樣寂寞得美麗，歸去得典雅。
總之，要堅守詩意式的生命，就不能讓情感依附于功利，不能讓靈魂仰仗于權(quán)位：“白首壯心馴大海，青春浩氣走千山”是詩歌式生命的目標；“一生清風明月，萬代石上清泉”是詩歌式生命的境界；“閑搜好句書紅葉，忽得新詩寄白云”是詩歌式生命的使命；“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是詩歌式生命的修為；“寄興于山高水曲，懷人于暮鼓晨鐘”是詩歌式生命的常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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