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牛頓的社會秩序

孔子與牛頓的社會秩序

　　在北京，人們喜歡沉迷于官場種種，而在劍橋，知識才代表無上的權威。孔子專注于社會與倫理秩序的重建，眾多的人口置于一種有效的、甚至是強迫癥的合作機制下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形態。牛頓卻是另一段歷史的開端，那是個人與自然的新秩序。

　　劍橋到處是典雅的陳詞濫調。在劍河上撐船的少年們，像是斯文版的北京出租車司機，他們通曉當地的一切，用漫不經心的口吻，訴說著種種神話，然后習慣性地等待外來者的詫異。只不過，在北京，人們喜歡沉迷于官場種種，而在這里，知識才代表無上的權威。

　　“這是三一學院，最富有的學院，產生了三十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坐在河畔草坪讀書時，我又聽到了這句話，“不過，他們可能抵不上一位畢業生??”聲音停頓了一下，然后干脆地蹦出一個人名“牛頓”。游客們發出了預料之中的歡快笑聲，似乎陡然之間和這些只在書本上出現的偉大名字建立了某種私人式的親密。

　　撐船的青年頭發蓬松，穿一件皺巴巴的白襯衣，立在船尾的姿態相當瀟灑，稍稍彎腰拔起銀白色金屬外殼的篙，然后直起腰、松開手，篙又直直地落下水中，他的身形既松弛、又有章法。

　　十四英磅，四十分鐘，載著游人的游船會經過女王學院、國王學院、三一學院、三一學堂、圣瓊斯學院，途中有牛頓設計的數學橋、拜倫經過的嘆息橋，然后仰望大教堂的令人驚嘆的尖頂，再加上一系列劍橋畢業生的燦爛名字和軼事，一趟劍橋游的高峰就到來了。

　　游客改變了很多，不同時代與地區的人都有過相似的'經歷。對于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人來說，美國人真是無處不在。那個年代的偉大記者約瑟夫·羅斯發現1925年的夏天，“不管你去哪里，都聽到美式英語的腔調。”在歐洲人看來，當時的美國人一定是帶著暴發戶式的粗鄙與廉價的好奇。

　　“在大街的每個商店廚房前，可以聽到他們在議論陳列的貨物是貴還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觀光巴士，每趟車上擁擠著五六十個美國人，雙手折疊、規規矩矩地坐著，好像他們仍在學校里。”約瑟夫·羅斯接著寫道。在他看來，巴黎有時就像是個賣淫者，專為取悅游客而備。

　　游客也改變了劍橋。市中心總是吵吵鬧鬧，尚未開學，本科生還沒有回來，它更變成了游客們主宰的世界。人們拍照、驚嘆、用各種語言交談，帶著對某種神話的憧憬，和一個消費者的特別自信。

　　不是中餐廳，而是徐志摩，是涌來的中國學生和中國游客們的直接受益者。因英俊而早夭的詩人盧伯特·布魯克而聞名的茶室博物館里，除去布魯克的詩篇，還有徐志摩的兩首詩歌;在劍橋80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徐的照片和達爾文、牛頓出現在一個行列;國王學院在河畔旁豎立了一塊石碑，刻著那四句中文世界最為人知的詩句，1920年，他在這里短暫住過，經羅素的介紹，成為劍橋這個最富特權的學院里的游學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質太白亮了，似乎自覺地表明并非是古老傳統的一部分;徐也出現在基思學院院長的口中，這位院長的中文名字是韓魁發，前一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離任前，他對著北京電視臺的鏡頭說，再加上新一輪通貨膨脹，中國市場看起來已經改變了很多游戲規則。

　　中國與劍橋的故事，也存在于一些更有趣的類比中。還是回到牛頓吧，避開微積分、力學與光學不談，引用亞歷山大·蒲柏的詩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則隱藏在黑夜里/上帝說，“讓牛頓去吧!”/于是一切都獲光明??

　　在劍橋，我第一次讀到相似的句子不是在圖書館，而是在互聯網上。我想查閱蒲柏的詩句，輸入了光明與黑夜的關鍵詞，也同時跳出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據說是北宋一位佚名者所作，是蜀道館舍壁間題的一副對聯。那是一千年前的感慨了，而蒲柏還要再過七百年才出世。宋代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清明上河圖》的繁榮景象和種種技術上的進步，日后都讓劍橋的李約瑟感嘆不已中國并非從來如此落后，而是曾經大大地領先于西方。

　　倘若從董仲舒的獨尊儒術開初，孔仲尼照耀了中國1700年之久，歐洲人對這種光明的驚嘆在18世紀達到巔峰。而此刻，牛頓的光明剛剛開始出現。19世紀的情緒卻隨之轉變，中國變成了專制、黑暗的東方，歐洲則是人類的希望。

　　孔仲尼專注于社會與倫理秩序的重建，在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他倡導了理想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每個人都是人際網絡的產物，在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遵循特定的規范，享受對應的權利與義務。在很大程度上，它幫助一個松散和緩慢的社會能有效地連接起來，并創造了一套穩定的合作機制。當眾多的人口置于一種有效的、甚至是強迫癥的合作機制下時，他們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形態。

　　但牛頓卻是另一段歷史的開端，那是個人與自然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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