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者是如何“安身立命”的
“安身立命”作為一個成語，出自禪宗。在《景德傳燈錄》卷十上，有這樣的記載：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么處安身立命?”可是“安身立命”作為一種學理，則出自儒家。孔子在《論語》中，已談到“安”。宰我覺得守喪三年似乎太長了，主張縮短一些。孔子狠狠地批評了他，申斥宰我“不仁”。孔子認為，喪禮之所以規定守喪三年，理由就在于一個“安”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孔子所說的“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頓、精神的安頓，這是儒家講安身立命之道的濫觴。《論語》也談到“身”。《學而》篇寫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在這里，“身”指的是人的行為踐履，把精神安頓與生活實踐聯系在一起。關于“立”，孔子的說法是“三十而立”(《為政》)，就是確立人生的價值取向。關于“命”，孔子的說法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這里所說的“命”，指的是君子應有的使命感。
在《論語》中，已分別論及安、身、立、命，但還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到孟子這里，則形成了儒家關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較系統的說法。孟子把人性善視為安身立命之道的.內在依據，而“天道誠”則是他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他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離婁上》)所謂“思誠”，就是以“天”作為終極的價值目標，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進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至于進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徑，孟子不可能選擇外求的認識路線，只能選擇內求的心性修養路線，他稱之為“求放心”。他指出，現實的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尋回業已失掉的本心。他慨嘆：連自己家的雞犬丟失了，知道找回來;可是自己的本心丟失了，卻不知道找回來，真是一種悲哀!他對這種人的忠告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宋明理學家吸收了中國佛教哲學和道教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創立了儒學的新形態。他們十分重視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對其做出深刻的闡發，使之在學理上臻于成熟。他們倡導的“孔顏之樂”、“圣人氣象”、“常惺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復盡天理”、“發明本心”、“致良知”，都是關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體說法。經過理學家的闡發，儒學不但可以治國，還可以治身和治心。
人們尋找精神生活方式，可以選擇外在的路向，也可以選擇內在的路向。如果選擇外在路向，會形成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把超越的目標定位在彼岸世界。這種精神生活方式通常會否定人生的價值，如基督教有原罪說，佛教也有“人生是苦”的說法。按照外在超越的路向，人無法自己實現超越，必須靠救世主或佛來拯救。儒家所選擇的是內在超越的路向，找到了一種哲學的精神生活方式，這就是安身立命之道。所謂“安身”，就是從內在性出發，肯定人性中具有崇高價值，肯定人具有自我完善的內在根據。用傳統的說法，就是“人性善”，就是“人為貴”。這個“身”字很要緊，表明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脫離人的生活世界。所謂“立命”，就是主張追求理想人格，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追求境界上的提升。用傳統的說法，就是“超凡入圣”，成就理想人格。這種內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指望外力的拯救。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建立在“一個世界”的基礎上，沒有設置彼岸世界。儒家認為，在現實的人生實踐中就可以達到超越的目標，不必企慕彼岸世界，也不必寄希望于來世。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可以同人們的其他信念相兼容。一個人認同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并不妨礙他接受任何宗教信仰，也不妨礙他接受任何政治理念。只要這些信念有助于人格的自我完善，儒者都會表示充分的尊重。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實行現代轉化，可以成為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資源。精神文明程度固然同物質文明程度有關系，但不會隨著物質文明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提高，需要人們有意識地去“建設”。如果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設，人們的精神世界將會坍塌，物質文明也將隨之失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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