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在民國》·在路上

　　我曾寫過魯迅與陳獨秀的一些舊事，那都是新文化運動層面的話題。本文要談的是史料方面的感想，那就是，他們真正的交往其實是稀少的。

　　有幾個時期，魯迅與陳獨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卻交臂失之，未得相見。

　　他們第一次可能見面的機會是1902年。那一年1月魯迅從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畢業，2月即赴日本，隨即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讀書。魯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陳獨秀便在東京開始留學生涯了，入的是東京學校。有人說是弘文學院的前身，有人認為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學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誼的。不過陳獨秀在1902年2月末就離開了這里，魯迅4月才入學，自然沒有見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陳獨秀在那一年9月又再度返日本，到成城學校讀書。成城學校離弘文學院有多遠，不得而知。但看許壽裳的回憶錄，知道兩校間的同學是有交往的。

　　那時候魯迅雖也跑集會，聽演講，但與人交往不多，是留學生中持低調子的人。陳獨秀則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躍，不僅參加了“青年會”這樣的組織，是排滿的人士，重要的還是拔刀相助的義士，做了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釗在回憶錄里寫到陳氏那時的果敢，凜凜然像條漢子。那篇名為《疏〈黃帝魂〉》的文章介紹了陳氏如何冒犯惡人被遣返回國的經過，就可以看出他在當時的活躍。1903年4月，陳獨秀因剪了學監姚煜的辮子而被迫離開島國，未能于日本潛心學業，與魯迅見面的可能消失了。魯迅那時和陳獨秀的心態是有所不同的。他的興奮點表現在治學方面，許壽裳在文章中講到了弘文學院時期的心態，能看出精神的一斑：

　　“魯迅在弘文時，課余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于常人。后來，他又談到志愿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功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

　　留日時期的魯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記載，而陳獨秀的形跡則甚為寥寥，已難以考辨了。按學界的一般說法，陳獨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當時與之同行者是蘇曼殊。那一年秋魯迅已從仙臺回到東京，決定棄醫從文了。就是在此后不久，魯迅也認識了蘇曼殊，并將其拉入到自己的行列里，決定創辦《新生》雜志。那時能與陳獨秀見面的機會很多，如果他們有過什么交往，是應在這一年以后開始的。

　　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文字記載過彼此的情形。二人會見與否是個未知數。只是蘇曼殊這個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陳獨秀的友人，又與周氏兄弟相交，倒讓人可以猜想那時的情形。1906年蘇曼殊與陳獨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幾個月，不久即歸國。同行者也是陳獨秀。陳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歸國舟中》行世，詩中寫道：

　　身隨番舶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

　　收拾閑情沈逝水，惱人新月故灣灣。

　　從當時的幾首詩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那一年還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圖贈以蟄君為題一絕》云：

　　羅襪玉階前，東風楊柳煙。

　　攜鋤何所事，雙燕語便便。

　　陳獨秀是喜歡蘇曼殊的。他一生寫下的舊體詩，有許多是贈答蘇氏的，與其交往很是愉快。兩人于1907年再度到日本，陳獨秀埋頭于學業，蘇曼殊則與諸多文人進行了廣泛的.交往。也就是那一年，得與魯迅相識。在魯迅的印象里，蘇氏是個很可愛的人，有著許多別人不同的地方。增田涉《魯迅的印象》里寫道：

　　又一次，他說他的朋友中有一個古怪的人，一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里老老實實地過活，這期間有了錢，又跑出去把錢花光，與其說他是虛無主義者，倒應說是頹廢為派。又說，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不清楚，據說是混血兒。我非常感興趣，混血兒和頹廢相結合，耽溺于一種好像有道德的感傷。我問道，他能說日本話嗎?回答說，非常好，跟日本人說得一樣。實際上，他是我們要在東京創辦的《新生》雜志同人之一，問那是誰，就是蘇曼殊。關于蘇曼殊，我曾經讀過他的《英漢三昧集》，還從佐藤春甫先生(或是在佐藤先生家里從神代種亮先生)那兒聽到過他的事情。這時候，知道了他是魯迅的朋友卻不免有些驚訝。我問了種種關于蘇曼殊的話，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羈的生活，和章太炎的關系那一些之外，再問不出別的了。

　　這一段文字透露了諸多背景。文中對蘇曼殊的印象與其人是大致吻合的。內中還提及了章太炎。蘇曼殊與陳獨秀都認識太炎先生的，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還專門寫到了此點。那么周氏兄弟不會不知道陳獨秀的情形吧?每次赴日都匆匆忙忙，要么被遣送回國，要么因家事而離開。只是1908年左右時間略長，在那一年都做了什么，也難以考證。他的那首《曼上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游命題術語愛奉一什丁未夏五》，是談學問的吟詠，看來彼時用心于學術是無疑的。陳獨秀那時已在小學、社會學等方面顯示出特點來。此前在安徽所辦《安徽俗話報》已看出他學問的博雜，文如泉涌，有翻江倒海之勢。蘇曼殊親近于陳氏，不是沒有原因，才學是一個因素，更為重要的還有為人的坦誠。但那時的周氏兄弟與其只是一般的交往，并未有刻骨的相知。至于是否向周氏兄弟轉述過陳獨秀的故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文為《在民國》一書中《在路上》第一小節

　　《在民國》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20萬字

　　良心學者之所以譽為良心學者，在于對歷史的客觀意識和對自己的治學的苛刻。繁亂、雜亂、混亂，此句概括民國不知可否，見孫郁先生筆下“唯有民國初年前后，風氣大變，狂士輩出，遺緒一直延續多年”，使人于亂中振奮，曙光微現。一支干干凈凈的筆點滴出民國之點滴，略過于“文人側影”、“狂士風流”……

　　--高立林點評《在民國》

　　孫郁　1957年出生于大連�，F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

　　十余年來出版作品及研究著作十余種，主要有《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胡適》、《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魯迅書影錄》、《百年苦夢》、《文字后的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