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好人一個幌子散文
近來遭遇了一件極為不幸的事，之所以說不幸，并非因為自己的損失，全在于事情發(fā)生之后朋友給予我的壓力。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樣坐地鐵回住處。在天橋下，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子帶著十多歲的孩子向我訴說她們的不幸：行李被盜，如今身無分文，她們迫切需要打個電話以便獲得親人的幫助。作為這座城市的外來者，我對這樣的處境感同身受。就在半個月前，我拿著缺乏電力支持的手機在大街上尋求人們的幫助，但卻沒有一個人施以援手。于是我第一時間把手機遞給了她，不料通話結(jié)束后事情并未就此結(jié)束，她繼而向我訴說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們的道德陷阱，先是幫她們買了地鐵票，然后給了她們一百塊錢現(xiàn)金。我們像老朋友一樣握手，她告訴我第二天傍晚會打我電話請我吃飯，而我也信以為真，留下了電話號碼。當然，如同一切現(xiàn)實題材影視作品預(yù)設(shè)的那樣，我沒能等來這位“朋友”的電話，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腳的前鋒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門的機會，說不定在過去的時間里興奮得要命，而我就是那個該死的空門。
被騙以后，我只和少數(shù)幾個朋友說了這件事。在得知我被騙的經(jīng)過后，有人不僅未對我“深表同情”，甚至還嗤之以鼻，認為我智商有問題，因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過類似的遭遇，只是沒有這次來得嚴重。我告訴他們這次的遭遇并非因為自己的智商出了問題，相反，之所以被騙，恰恰是經(jīng)過思考后的理性選擇：我不愿意無憑無據(jù)地懷疑一個向我祈求憐憫、尋求幫助的人，與其無理由地懷疑，我寧愿選擇自投羅網(wǎng)。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說起這次遭遇，因為每一次訴說都會落得丟人現(xiàn)眼的`下場，都無一例外成為自己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憑證。如果將此前的經(jīng)歷視作是文明行為，它帶給我的恰恰是無限的壓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只是值得慶幸的是，我尚沒有到他的境界——哦，不，應(yīng)該說我沒有退化到他們那“智商低下”的程度。
閑暇之余，每當想到自己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智商低下”，又忍不住要譴責(zé)那些“老朋友”們：他們利用了這個社會糟糕的現(xiàn)實，在這個現(xiàn)實里，一些人道德淪喪，甚至將自己武裝成受害者，從現(xiàn)實中獲利，成為這片土壤里生存能力強大的一分子。他們以弱者的身份亮相，訓(xùn)練有素，就像一群科班出身的演員，因為是演員，他們收獲了口糧，因為是演員，他們上演文明的悲劇。
有人安慰我說，從這樣的經(jīng)歷看出我是一個善良的人，然而，這個時代的悖論是善良的人卻活得不幸福。文明與幸福總是矛盾重重。
記得讀書時看到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一書中認為，文明恰恰是人類幸福的障礙，人越文明，就生活得越壓抑。當然，他針對的是文明對本能的抑制。然而，如果將人的幸福視作是個人生活的幸福，加塞特“文明的第一要義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恰恰表明文明人個人幸福的遙不可及。尤其是在一個不文明的社會中，受傷的往往是那些文明人。
記得前些年，有些地方的警方在火車站打出“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標語，一時輿論嘩然。事實上，如果不把警察視作冰冷的國家機器，而將其當作知心的朋友，這樣的提醒不僅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時。因為在類似火車站這樣的場所，聽信警察叔叔的溫馨提醒，做一個冷漠的圍觀者，或許是安全、幸福的最大保障。
值得回味的一個細節(jié)是，當初在交流的過程中，我的確體會到了對方“瞎貓碰上死耗子”的興奮感，只是觀望自己善良人性的意愿最終戰(zhàn)勝了邏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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