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手散文欣賞
1933年7月1日午夜剛過，我便來到了世間，我是父母的長子。我的生日剛好跨在那一年的上下半年之間，這是我日后命運的一個暗示：一只腳總是被拖向聽力障礙的世界——父親和母親的那個靜悄悄的世界，我的生命源自他們；另一只腳卻總希望大步邁入有聲的大世界中去，進入我自己的那片天地。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親作為聽力障礙者，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決心要一個孩子，這是何等的樂觀啊。
我們住在康尼島附近的布魯克林。這里每到夏天，清風吹拂，我們敞開廚房的窗戶，影子在滾軸上緩緩爬升。我可以嗅到咸咸的海洋氣息，夾雜著毫無遮擋的芥末味和烤熱狗味（盡管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我們的公寓是位于三樓的四個房間，紅磚建筑，外面是明亮的橙色安全出口。這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在附近散步時找到的，然后他們親自同缺乏耐心的、聽力健全的房東商量。他們各自的父母都極力反對，覺得他們兩個“失聰的殘疾人”會“孤立無援”，“不能獨立辦好這件事”，肯定會被“欺詐”。他們剛剛從華盛頓結束了幸福、喜悅的蜜月，就正好趕上櫻花兀自盛開的時節。花兒開得靜悄悄又明艷艷，我母親覺得，這是他們兩個失聰的人喜結連理的一個好兆頭。
公寓3A是父親作為已婚男人所知道的唯一的家。這里的四個房間是他生活的地方，是他愛他的聾妻的地方，是他撫養他的兩個聽力正常的兒子的地方。直到后來有一天，在他們到那里四十四年之后，他被一輛救護車拉走，再也沒有回來。
一天，父親用雙手為我解釋他是如何失聰的，充滿了悲傷、痛苦、遺憾與惋惜。這個故事還是他后來從他的妹妹蘿絲那里拼接而成的，這是蘿絲從母親那里聽到的。他必須從自己聽力健全的妹妹那里才能知道自己失聰的細節，這永遠是他憤怒的根源。
父親告訴我，他出生于1902年，本來是一個聽力正常的小孩，但是早年不幸患上脊膜炎。他的父母大衛和瑞貝卡，那時剛剛從俄羅斯移居到美國，住在布朗克斯的一間公寓里。他們原以為自己的孩子會夭折。
當時，父親的高燒持續了一個星期，白天用冷水洗浴，晚上蓋著濕被子，他才得以保住一條小命，但是他那小小的身體終于被毀壞了。高燒終于退下去了，他卻雙耳失聰。從此以后，父親再也沒有聽到過任何聲音。成年之后，他經常質問，為什么他們家里單單只有他變成了聾子。
我，他聽力健全的兒子，只能眼睜睜看著他用手勢表達自己的痛苦：“太不公平了！”
長大了之后，我越來越精通于充當父親的聲音的角色了，我會感覺到失望、羞恥，后來會憤怒，因為聽力健全的人忽視他，就仿佛他是一塊沒有生命的石頭一樣。這種完完全全的冷漠比蔑視更加讓人難受。
在很多場合，我親眼看見街上聽力正常的陌生人走近我父親，問他一個問題：“你能告訴我地鐵站怎么走嗎？”“現在幾點了？”“最近的面包房在哪里？”
當父親沒有反應時，這些路人的臉上立馬就會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我非常不適應這樣的情形，因為接下來，父親會發出刺耳的聾人聲音，他們會變得吃驚無比，接著又換作一副厭惡的樣子。每當此時，這些陌生人都會轉身逃開，仿佛我父親的聾人聲音是會傳染的病毒一樣。
甚至現在，時光向前走了七十年，童年記憶里的那種羞恥的感覺，還像蓄電池的酸液一樣腐蝕著我的血管，如同膽汁不自覺地沖進我的喉嚨。
“我爸爸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等輪到我們時，我對屠夫說。
“孩子，我在忙，”他甚至看都不看我父親一眼，“告訴他，你們要去排隊。”
“他說什么？”父親問我。
“他說我們必須排隊等待。”
“可現在已經輪到咱們了。告訴那人，現在！”
“我爸爸說現在已經輪到我們了。他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
我又禮貌地補充了一句：“先生，麻煩您了。”
“告訴那個啞巴，我說了等輪到他的時候。現在你們要么去隊伍后面，要么就滾出我的肉店。”
焦躁不安的顧客，正在他們的位子上，用空洞又冷酷的眼神盯著我們，仿佛他們就是法官一樣。
“那人說什么？”父親問我。
父親跟我說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我一定不要，永遠不要自己改編聽力正常的人對他說的話，不管他們說什么。他需要我直接翻譯。于是，我比畫著：“那人說你是個啞巴。”我六歲的身體就像一個咆哮的火爐，幾乎要燒壞我的皮膚。
我以前從未聽人叫“啞巴”。唯一的一次是在收音機上聽到的，在查理·麥卡錫的表演里，當時埃德加·卑爾根叫查理“啞巴”：“查理，你是個啞巴。你什么也不是，只不過是一塊木頭。”
我父親不是一塊木頭，他不是啞巴。
父親的臉色大變，氣憤不已。“告訴那人，把烤肉甩到他屁股上吧！”他比畫著，動作極度夸張。
“我爸爸說我們下次再來。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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