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碑立傳為哪般散文
時下與幾位朋友聊天，朋友們多次提到坊間新聞：前不久有人請退休的某某教授寫碑文，開口價出七百，某老還不愿意寫。這不，今天又聽到一遠房表哥剛接到的事情：鄉里村鄰又請他寫碑文，不過這報酬未說，鄉里鄉親的不好意思提，就權當做個服務吧!你想，現在能為父母們“樹碑立傳”的人家，家庭的殷實那是不用說了，即使表哥不要報酬，但這個人情總是少不了的。
這樣的話題聽得多了，驀然間，我突然感到坊間“樹碑立傳”的風氣倒是慢慢彌漫開來。為先輩“樹碑立傳”這其實倒不是什么新鮮事情。因為為死去的人“樹碑立傳”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對于它的重新抬頭不應該大驚小怪。唐代散文八大家之一韓愈老先生是碑文寫的最多的人之一，而依靠寫碑文也使韓愈的生活收入不菲。因此，韓老先生曾經戲謔地說：“我是吃死人飯的。”在韓老先生寫的最多的碑文里，其實寫得最好的還是《祭柳子厚文》，大家都知道韓柳兩人是古文運動的倡導人，兩人的友情也相當濃厚。因此作為祭文，要寫好，不僅僅是套用一般的格式，還應該包含著對逝去的人物的濃厚感情，這樣的文章才是真正有力的文章，也才是能夠打動人心的文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沒有注入自己感情的文章里去大談死者的風范，為逝去者歌功頌德，這是一般祭文（碑文）的套用模式。說下來，無非就是應景文章，其實也是沒有注入靈魂的文章。在韓愈寫過的那么多的碑文里而像樣的`如《祭柳子厚文》這樣的至情之文是不多的。所以，在那些碑文的背后除了多領幾個銀子，幾乎與文學史而言幾乎是沒有價值的。
我們是文明古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在邁向小康生活加快的現代化步伐里，富起來的人們于是也紛紛不甘寂寞，傳統的一向薄葬的習俗也漸漸隨著腰包的鼓起而作廢。生孝不孝，反正有一種潛在的意識在暗暗地支配著人們，喪葬氛圍不大不熱鬧似乎就是可憐巴巴，冷冷清清，這于己而言似乎臉上無光，于父母而言似乎不孝。于是在暗暗滋長的厚葬的習氣下人們也在暗暗地攀比，為死者“樹碑立傳”無疑是攀比的一個表現。
我記得在自己的少年青年時期所見過的這一種現象幾乎沒有，這也許與人們當時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低下有關。而如今，時代不同了，經濟發展了，人們的腰包鼓起來了，于是作為孝順父母的一個實際行動為死去的父母“樹碑立傳“的風氣漸漸興盛起來。這一種做法固然無可厚非。因為即使在耕地日益減少的時期，像土葬的方式依然是廣大農村的風俗，似乎在廣大地區還沒有人異議，雖然“平墳推碑”在人口眾多的河南開始試點，但是在全國很多地方，土葬的方式仍然是喪葬的主流方式。既然這一種喪葬的方式依然為社會主流，于是在文明富裕進步發達的經濟條件下，“樹碑立傳”作為文明禮儀進步的標志自然成為人們的首選，這樣做的依據大概無非有二：一是可以在眾多墳墓里辨清祖墳；二是刻上碑文也可以彰顯祖輩懿德，教育子孫，繼往開來，傳承先范。然而這樣的意義在請人捉刀的文字里又有多少感情和價值，在千人一面的溢美之詞的裹挾下，在固定而又死板的文字模式里又寄托了多少有靈魂的內容。這樣一種“樹碑立傳”的形式里又包含了多少虛偽的成分。
“不樹碑，不立傳。”曾經是曹操推行的薄葬的方式，而一個人一生的功與過又豈是碑文里的幾百字能夠概括的。因此還是武則天聰明，囑托后人立下千古“無字碑”，讓人們去想，去評價。“重生養推薄葬”，這無論是于生者，還是于死者，都是莫大兩好的事情。死亡是不可能阻擋的，作為孝順莫過于在父母活著的時候讓他們安度晚年，而不是在死后為他們大操大辦。孰不知這既于生者加重了負擔，而于死者又有多大好處：生于黃土，歸于黃土，這就是對于已逝生命的最大的告慰，那么何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讓親人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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