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一種硬度散文
80多歲的梅益先生有一次會見來訪的俄國專家。
專家說他兩次縱覽中國，言語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氣地應著，末了淡淡地說一句：我10次到過貴國。
他們一直談語言比較，談風俗禮儀，談世事變遷。才出校門的中國小翻譯一直操著引以自豪的流暢俄語。
梅老從“您好”到“再見”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
有一次我乘飛機在貴陽中轉時，與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著問他是不是香港人，他頭一昂大聲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無語，然后突然罵了他一句家鄉土語，再笑著拍拍他的肩，用漢語一字一頓地說：“只要不來中國搗蛋，歡迎。”
我一直感嘆一件事，50年前蘇聯軍隊拒受一支德軍的投降，因為他們殺害了蘇聯的好兒女卓婭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戰敗時我們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師團投降的：人類沒有任何一次慘案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獸之師。從道義上講，敗而伏爪的野獸也許會馴化；從情感上講，他們的牙縫里塞滿了30萬無辜中國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為悲憤的是，至今沒有哪一屆日本政府做過正式懺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電視臺舉辦了一次聲震九霄的百架鋼琴演奏，咆哮的《黃河》讓人心激顫。然而一個微小的細節將我的情緒打亂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鋼琴是日本雅瑪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鋼琴的音色的確很亮。
但，有些聲音無關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難以言說。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礦搞地質科研，與地測科一位50多歲的技術員相識。他發稀話少，井下素描圖卻作得精細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墻上一幅筆力遒勁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頭摔在1957年。
反右時，系書記讓大家對一個敢說真話的班干部進行“活靶子”式的教育。眾人頓時口誅筆伐。待問到他時，他半晌無語，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緊張得不敢看他。
最后他像作寫實畫一樣吐了心言。
兩個月后，他和那位“活靶女友沒去送他。
20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礦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質素描師。沒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轉過大彎。
我問他：“若再選擇一次，還會說真話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過當時沒說真話的許多同學在‘文革’中還是被說更多假話的人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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