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北大的邊上抒情散文
散步到北京大學東門，與陳躍紅老師握別，望著外面的滾滾紅塵，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
當年爭強好勝的心已經似乎沉到腳背上去，我怎么拽怎么提也無濟于事。
與人分手，我有走幾步回頭張望的習慣，可是我回過頭的時候四周都是洶洶的人群，惟獨不見陳躍紅。咫尺天涯的感覺陡然增添了我莫名其妙的累，或者說是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幾乎是漫無目的地走到北大東門的報刊亭邊上，鬼使神差的買了本《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貴州專輯。坐進出租車，那些淺淺的文字，那些跟記憶中毫無差別的圖畫，絲毫沒有鉤起我對故鄉的懷念，甚至當我在其間夾帶的地圖上找到老家“仁和”這兩個字，也就只是那么一瞬，我的心連同我的手指都一晃而過。我木木然望著窗外，這是秋天的北京，而北大只剩下逸夫樓的一個紅角了。
在勺園的韓國菜館里干完最后的半杯啤酒，我想到未名湖邊上走一圈，躍紅說他下午三點鐘才有事，樂意陪我走走。我們一行五人（在日喀則當市長的龍飛，從北大荒過來的屹磊，念完博士不愿回哈爾濱就在北大漂著的老劉）走到網球場邊，龍飛他們想去清華見見老朋友，我請路過的同學為我們留了一張合影，我和躍紅先行離開了。
我在未名湖邊上裝模作樣哀怨的那些日子，我在北大的酒桌上白眼青天的那些日子，我和躍紅卻沒有見過面。按照我的估計，我是惟一在北大混了一年多的光陰而沒有聽過一次講座的邊緣人。這是原因之一。（我們走到中文系的幽靜的小院門口，躍紅說，你來北大看我，心里特別高興。一個人在北京沒事的時候，過來聊天喝酒，我們系里經常做一些講座，前幾天剛剛送走殘雪和史鐵生，這樣的聚會你感興趣嗎？我違心的回答他感興趣。）原因之二在于那些日子我忙于應付雜志社的種種事端，身在未名湖邊上，心卻飛得老遠。就像我在埃德加斯諾衣冠冢前寫的那些上句接不了下句的詩歌，除了自己，它沒有感動身邊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我于是常常這樣認為，心和身體分離的時候，什么都是遠的，不要說那么點脆弱的老鄉之情了。
我們順著圖書館的邊上往東走，躍紅一路上和熟人打招呼說話，我們時不時地停下來。我也得以斷斷續續的知道，躍紅的夫人在昌平那邊的分校做事，兒子在四川大學念書。不知怎么我們突然聊到這次來中國美術館展覽的印象派畫展，躍紅問我去看沒有，我說沒有。躍紅說，應該去看看的，一百多年的歷史展現在面前，怎么說都有意思。我在法國的'時候，去看過很多次。羅浮宮啊，也是人頭攢動。他們是允許照相的，只要不裝閃光燈。有些雕塑作品，原則上不讓觸摸，但管理人員不在身邊，我還是偷偷摸一摸。我說，我在王府井差不多快一年了，美術館一次也沒去過。這次畫展我好幾次走到美術館門口，都退了回來，我討厭人多，我討厭長長的隊伍，討厭那種浮在人臉上的藝術。過些天人少點我再去。是莫奈的原作嗎？我聽人說可能是贗品。躍紅說，法國政府不會這么小氣。再說，在巴黎，這樣的美術作品，多的是，除了幾幅特別惹眼的以外，他們對公眾的開放程度是很高的，沒你想象的那么玄。我說，這個中法文化年啊，想想我們去年在巴黎街頭上演的那些雜耍，看看人家來中國玩的，不傻眼都不行。低下頭我私自想也許是中國符號太多，要端出代表中國文化的，可真不容易。
我們走到圖書館門口，躍紅跟系上的一個同事說話，我望著銀杏鵝黃的葉子，老是覺得眼生，去年，或者更早一些的日子，我居然只認為銀杏一年四季都是滿眼的綠呢。
躍紅和瘦瘦的女人談完話，我們繼續不緊不慢的往東門走。有意思的是，躍紅說，阿布，我給你介紹一些外國朋友，大多是寫小說的，多和他們交流交流。遺憾的是我這里沒有女孩子。
我笑著說，可是我連漢語都結結巴巴，更不用說那些洋文了。躍紅說，你放心，我的那些朋友中文都很好。
說起來，這是我在去年那個月黑之夜黯然離開北大之后第一次來到北大。龍飛在酒桌上講有美國婦人來西藏尋康巴牧羊人故事的時候我還在耿耿于懷的想，三百多天的光陰啊，就這樣說過去就過去了，那年請我吃韓國菜的哥們而今不知流落何方？那個一心一意要為詩歌獻身的女孩是否擠進文壇的門縫？那本被我遺落在湖邊椅子上的《到大馬士革去》而今放在誰的書架上？于我，幾十年的光陰，要認識誰，要離開誰都是一剎那的事。北大在躍紅眼中是完美的，我猜想在他眼中路邊的銀杏，怎么也是霜葉紅于二月花的感覺。而行走在他身邊的作為同鄉的我，掩飾不住的卻是那種“秋風生滑水，落葉滿長安”似的蒼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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