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童年時的冤案散文
1
1997年，是個不尋常的年份
這一年四月，畫家吳作人去世。十二年后，我在大學觀看藝術院的學生作品展，搬弄吳作人的“師造化，奪天工”的藝術觀念，和一個藝術院的學妹搭訕成功
還是四月，北京撤通縣設通州區。十六年后，我和大學時期的女友在通州完成分手
還是四月，作家王小波去世。十八年后，我在北京的公司宿舍，從一款閱讀APP上購買了第一本正版電子書——《王小波作品精選》，受書中文字啟發，萌生了寫公眾號的想法
五月，作家汪曾祺去世。十九年后，我在北京的甲方單位，利用工作時間的間隙，讀了汪曾祺的散文選集《生活是很好玩的》，受書中文字的啟發，開始學習做菜
但是，這些都不是1997年讓我覺得不尋常的原因。下面要說的這件懸案才是
那是我三年級的暑假
當時，我家和二叔他們一家還未分家，一起住在村子中部一個窄巷靠盡頭的四合院里。二叔一家住南屋，我家住堂屋（北屋）。東廂房原是小姑住，小姑出嫁后改為廚房，與緊鄰街門走廊的鍋房（設灶臺的地方）連通了
午后，烈日當空，密集的知了叫聲和濃稠的燥熱籠罩著小小的四合院。
忙了一上午農活兒的父輩們，午飯之后，都在屋里午睡。爺爺不必參與農活兒，也沒有午休的習慣，午飯后便出門到只有一街之隔的鄰村打麻將去了。
我和哥哥、堂哥、堂妹等五個小孩，一起蹲在堂屋門口的一棵大槐樹下，乘著陰涼。哥哥在我們其余四個小孩的圍觀下，把一根鐵絲彎成一個圓，并預留出手柄，而后用針線把一個軟塑料袋的袋口綴在那個圓上，再把手柄用通明膠帶纏在一根竹竿上：一個捕知了器具就此制作完成
就在我們幾個小孩準備拿著這支竹竿，一起到村西的楊樹林子里捕知了時，我突然覺得肚子有點餓。我從槐樹下跑進東廂房，又穿過東廂房的門廳到了鍋房，蒸鍋炒鍋翻遍了，一無所獲。又折回東廂房，翻廚柜，這廚柜是由一件衣柜改造而來，比當時的我還高。廚柜里沒翻出吃的，卻在廚柜頂的邊沿兒上發現半個白饅頭。我踮起腳向上伸手，剛好夠到。把饅頭拿到手里，一看，我愣住了：這饅頭中間被掏空了，成了窩窩頭，窩窩里填滿了白糖。我盯著廚桌下層，看到爺爺的紅白糖罐都安好地蹲在里面
我拿著饅頭正自疑惑，不知道要不要吃。這時，東廂房的門被推開了，太陽的強光像一束舞臺上的追光一樣，穿過門口打在我的身上，以及我手里的饅頭上。我瞇著眼逆著太陽光，看到爺爺蹣跚的身影，正在邁過門檻走進來。
他看到我手里的饅頭上的白糖，不由分說，當下便疾言厲色地問道：“誰讓你偷吃我的糖的？！”
“我沒有！”我害怕地用顫抖的聲音本能地辯解。
“被我抓了現行，還敢抵賴，找著挨打！”爺爺邊說邊掄起了胳膊，唾沫星子飛到陽光里，閃著怕人的光。
話音剛落，啪，一個巴掌就拍到了我的后腦勺。饅頭滾落，白糖撒了一地，我打著趔趄跑出了東廂房。院子里的小孩都圍了過來，四雙眼睛里滿是對我的同情以及對爺爺的畏懼。爺爺素來嚴厲，脾氣暴躁，而且最討厭小孩偷東西。明著來多少都可以，但凡是偷，必打無疑。然而，我實在是被冤枉的，哪能輕易承認。
爺爺見我被打了還不肯承認，暴脾氣像炮仗一樣被點著了。整個人竟然也變得腿腳靈活起來，追在我的身后一通踢打。圍觀的四個小孩，從來沒見過爺爺這樣打我，全都嚇哭了。唯獨我不肯哭，強忍著皮肉之痛，嘴里不停地小聲而堅定地念叨三個字：“不是我”。
圍著院子追著我打了一圈，爺爺有點體力不支，扶著堂屋門口的槐樹，開始喘粗氣，腳下踩著我們打算用來捕知了的那根竹竿。我站在他的對面，直直地盯著他的眼睛，心里害怕極了，但是仍然不肯哭。就在這時，已經哭花臉的哥哥湊到我的耳邊輕聲說：“不管是不是你，先承認了吧，免得再挨打呀！”我攥著拳頭，望向東廂房的門口，看到那些白糖，散在地上，一粒一粒在陽光里顯得亮晶晶，分明很好看。掙扎了片刻，我終于低下頭，嘟嘟囔囔地說了句：“以后再也不吃了。”
爺爺俯身拿起腳下的竹竿，抽在我的左肩頭上，再沒說一句話，丟下竹竿，扶著腰緩步邁上了堂屋的臺階。
我埋頭抱著肩膀，蹲在地上，哭了。
2
那天我挨完打，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第二天，天剛剛亮，我和哥哥、堂哥還有大堂妹跟著父輩們一起到玉米地里抓蟲子。那時，玉米苗正在拔節期，遭遇了嚴重的蟲害，農藥已經難消其患。而且，加之灼灼烈日接連數十天的炙烤，大片的玉米苗的葉子在被蟲子啃咬的面目全非后，咬剩下的部分也失了水分，像被揉搓過的紙一樣，萎靡地卷縮著，讓人觸目驚心。地頭的人工機井，由于久不見甘霖的緣故，水位逐日下降，井里的潛水泵也隨之越墜越深，出水量越來越小
這一年夏天的太陽，被身為農民的爸媽喚作“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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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那一年夏天的太陽，也記得在太陽底下挨的那頓打。
我記得后來我拿著哥哥做好的捕知了的竹竿，捕到了三只知了，其中兩只不叫，是母的。
我記得街門門楣上的蟲洞里住了一只馬蜂，它大的離奇，翅膀極長，常常飛到門樓上一棵不知何年何月長出的，不大的椿樹上。后來，那蟲洞里還有粘稠的深棕色的蜂蜜流出來，先是在門楣上流掛著，最后終于滴到了門閂上。
我也記得和發小們一起在小巷子里彈過的玻璃球，和在大街上推過的從自行車上拆下的鐵圈
可是，任憑我怎么努力回憶，也記不我起挨完打之后，關于爺爺的某個完整事件了。就連第二年爺爺一手主持的諸父分家這樣的家族大事，我也回憶不起來爺爺當時的音容：我對于爺爺的記憶，像是中斷在了那個夏天一樣
分家之后，我和哥哥弟弟跟著爸媽，從那個小巷子里的四合院，搬到了村子西頭緊鄰大街的一戶只有堂屋的新宅子。住到新宅子后的第一個春節，我在觀看爸爸寫春聯時，對書法萌生了興趣。在爸媽的資助下，我開始學寫毛筆字。一連學了好幾年，寫字的功夫沒見什么大的長進，對“筆、墨、紙”這文房四寶之三，卻要求越來越高，攀貴踩賤。這種南轅北轍的行徑在我的高中時期達到了巔峰。
3
2006年春節，正月初六一大早，我背著沉甸甸的書包，在村子的西北角坐上了一輛中巴車，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我的高中，參加寒假補習。
一周后，元宵節。我從學校回家，路過縣城的新華書店，買了一本《九成宮醴泉銘》的拓本。
到家放下書包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我的寫字臺的抽屜里翻找筆墨。打開抽屜后，卻只看到了毛筆，不見了墨汁。翻箱倒柜地找，愣是沒找到。那是一瓶我從縣城的一家書畫裝裱店買到的兩斤的大瓶裝“一得閣”，才用了一半
堂屋里尋不見，我就掀了外屋門簾，來到月臺上，沿著月臺察看各個外墻窗臺。鬼使神差一般，走到了爺爺的屋門口。門敞開著，我知道墨水不可能在里面，可還是忍不住向那間屋里看去。看到兩張原是并排擺放的竹床被靠墻疊放著，被褥枕頭都不見了。地上沒有煙頭，也沒有痰跡，連屋里平素很濃的煙味也變得很淡。“爺爺去哪兒了？”這個問題在腦際浮出的瞬間，我的耳邊仿佛響起了清脆的銅鈴的音，叮的一聲，脊背拂過一陣涼意。轉身要走時，抬眼便看到弟弟在身后，他像是一路跟著我過來的。
“你還不知道吧，咱爺沒了，大年初七沒的，就是你去學校補課走后的第二天。”弟弟不待我開口問，便用淡然的語氣說道。
我聽完，哦了一聲，回頭又看向爺爺的屋子，那空了的竹床。語塞了幾秒，我又想起墨汁的事，想要問弟弟時，才發現弟弟已經離開了
后來，媽媽告訴我，墨汁染了爺爺的棺材。
爸爸說，爺爺是那天中午在打麻將的時候，突發心梗，死在了麻將桌上，沒遭罪。
二嬸說，爺爺死的那天，早上，在外打工或上學的孫子孫女們都往家里打電話，說前一天夜里沒睡好：有做噩夢驚醒的，有頭疼發燒的，有起夜躺下沒睡著的。我沒有往家里打電話，因為我那天夜里睡得沉熟酣甜。
后記
一直到我長大的時候，才知道爸媽那個夏天說的“毒日”對于華北地區的農民究竟意味著什么。禾苗在久旱之下常常會繁衍出蟲災。聳動中國農民上千年的蝗災，就常常爆發于久旱時。而1997年是華北地區的大旱之年，只是還沒到發生蝗災的程度。
在爺爺去世后的十多年里，我總會時不時地聽到家族里的弟兄姊妹們說他們在某天夜里夢見了爺爺。可是，我從來都沒有夢到過爺爺。雖然我對二十年前挨的那頓打，早已經不再計較。可是不知道為什么，我總是記不起那天之后關于爺爺的任何事，甚至于在爺爺死后，夢也夢不到他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廚柜上的饅頭究竟是誰的。太多的日子已經過去，我不知道這樁童年的冤案，對我到底有什么樣的影響。我們的生命都是孤本，記憶永遠是生命中不可控的變量，誰都無法對自己的人生做一場控制變量的多樣本對比。討論一段經歷對自己人生的影響，多半都只能得到一些牽強附會的結論
如今寫下這些文字，只是想獻給已故的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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