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張董家的散文隨筆
隨筆，顧名思義：隨筆一記，是散文的一個分支，是議論文的一個變體，兼有議論和抒情兩種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樣，作者慣常用各種修辭手法曲折傳達自己的見解和情感，語言靈動，婉而多諷，是過去社會較為流行的一種文體。隨筆作為一種文學樣式，是由法國散文家蒙田所創的。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緬懷張董家的散文隨筆，希望有所幫助！
一九七六年深秋，我被分配到康縣文工隊工作，自此與張董家結識。不久知道他因寫過劇本而被縣委宣傳部看中，從康縣郵電局調到了縣委報道組，那時候我也是因為曾寫過劇本而被分配到文工隊的，便對他格外注目。四年后，我也調到了縣委報道組，于是我們成了同事。那時間，我們都不寫劇本了，而是改為專攻小說創作，故而除了工作關系之外，在業余愛好上又有了進一步的交往，成了文友。
董家性格內向，言語、行動總是從容不迫。我曾對人戲說：就是一輛車以五檔時速從他身后急馳而來，他也不肯奔跑躲讓，依舊會慢條斯理。董家勤奮好學，經常埋頭苦讀，同時又善于思考，寫作上日漸進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便在《飛天》、《隴苗》、《白龍江》等省地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作品，《潔白的銀耳花》便是他那個時期的代表作，使得他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隴南文壇上成了一顆耀眼的文學新星。早期文學創作中的董家，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康縣的山山水水，作品雖不免稚嫩，但情真意切，難能可貴。
那個時期，是我們勤懇筆耕的重要時期。我們都二十出頭，但志向高遠以苦為樂，每個月只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寫新聞，依舊在甘肅日報、甘肅農民報、甘肅廣播電臺、縣廣播站頻頻發表和播出稿子，受到縣委領導的多次表揚，另三分之二的時間我們就用來寫小說，搞“副業”、干“私活”，亦得到領導的默許和肯定。這時間，在文學創作上我總是以董家為比較參照的。我常常在內心想：如果不奮起直追，不頑強努力，就趕不上我身邊的這位文友，就會落伍，就會一事無成。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是我的這位同事、這位文友的奮斗精神、寫作成果，激勵了我，鞭策了我，使我不敢懈怠。于是，我緊隨其后，也陸續在省地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作品。至今回想起來，我對董家仍懷有一份感激之情。
八十年代中期，我和董家都先后調離了康縣，他成了地區文化處創研室的一名專職創作員，我則到了隴南報社當了一名副刊編輯。此時董家已經成家，夫人很賢惠，使他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為他潛心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好環境，真令人羨慕。當時我還是單身漢，董家便隔三差五叫我去他家吃飯，讓他夫人做墨魚面片，非常可口，至今令我難忘。在事業上，我倆雖供職于不同的工作單位，但幾乎經常在一起切磋，一同參加省地舉辦的各種文學創作活動。每當他的作品發表，我都要認真拜讀，學其之長，補己之短。這時期，董家的創作日趨成熟，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風格，筆調優美細膩，以謳歌純潔的愛情、親情、友情和大自然的旖旎風光見長。文如其人，這時期他的許多作品都傾注了他的追求、他的思考和對生活的熱愛與贊美。
到了九十年代后，他在武都洛塘山區掛職，其紅土河系列小說、散文，便是武都洛塘紅土河地區山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受隴南山區風土人情的熏陶，使他的作品更加成熟，成了他創作新的里程碑。后來，我們又在地區文化處一同共事兩載，再后來又先后擔任過地區文聯的專職副主席，可謂與董家緣源之深、難解難分。
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倆分別供職于不同的工作崗位，都在隴南文壇上逐漸黯淡了，沒有了切磋，但我依然關注著他，希望讀到他的新作，但未能如愿。幾十年潛心文學創作，過多地耗費了他的心血，使得他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又是那樣的內向，從不肯向人傾訴，又不善于發泄，終于積勞成疾，直至英年早逝。
一個人的一生很復雜，也很簡單。復雜在于人對外界永遠是個謎，令人難以揣測；簡單在于人的作為總是實實在在的，讓人一目了然。董家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是有作為的一生，他對我們隴南文壇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不僅以奮斗充實了自己的人生，豐富了自己的生活，贏得了人們的肯定與尊重，同時他還影響了一大批有志文學創作的青年晚輩，為今天隴南文壇的繁榮興旺起了積極的助推作用，使得隴南文壇群星燦爛后繼有人。就董家個人而言，英年早逝，可能還有許多的遺憾，但就他所取得成就而言，他已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家人，對得起社會了。
而今，我緬懷這位老同事、老戰友，心情是沉重的，隴南文壇失去了一位大將，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損失。我從此也失去了一位文學上的參照者，失去了一位曾經激勵過我、鞭策過我的老文友。逝者長已矣，生者當繼續努力！
謹以此文祭奠董家，祝愿他在天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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