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生涯勵志人物故事
我生長在一個世代農耕的家庭，聽說我的一位老爺（父親的爺爺）曾經是私塾先生，而父親已經是一個純粹的農民，是村子里頭為數不多的幾個能打算盤也能提起毛筆寫字的農民。
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學，直到1962年高中畢業回鄉，之后作過鄉村學校的民辦教師、鄉（公社）和區的干部，整整16年。對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了解，是這段生活給予我的。直到1978年秋天，我調入西安郊區文化館。我再三地審視自己、判斷自己，還是決定離開基層行政部門轉入文化單位，去讀書、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學。1982年冬天，我調到省作協專業創作組。在取得對時間的完全支配權之后，我幾乎同時決定，干脆歸老家，徹底清靜下來，去讀書，去回嚼20年里在鄉村基層工作的生活積蓄，去寫屬于自己的小說。我的經歷大致如此。
我在小學階段沒有接觸過文學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說”。上初中時我閱讀的頭一本小說是《三里灣》，這也是我平生閱讀的第一本小說。趙樹理對我來說是陌生的，而三里灣的農民和農村生活對我來說卻是再熟識不過的。這本書把我有關農村的生活記憶復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驗證了自己關于鄉村、關于農民的印象和體驗，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識的鄉鄰舊生活的照片。這種復活和驗證在幼稚的心靈引起的驚訝、欣喜和浮動是帶有本性的。我隨之把趙樹理已經出版的小說全部借來閱讀了。這時候的趙樹理在我心目中已經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我人生歷程中所發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這時候，就是趙樹理。也就在閱讀趙樹理小說的濃厚興趣里，我寫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是在初中二年級的一次自選題作文課上寫下的。我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從閱讀《三里灣》和這篇小說的寫作開始的。
隨著閱讀范圍的擴大，我的興趣就不僅僅局限于驗證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畫卷……所有這些震撼人心的書籍，使我的眼睛擺脫開家鄉灞河川道那條狹窄的天地，了解到在這小小的黃土高原的夾縫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種強烈的激素，躍躍欲成一番事業了。父親自幼對我的教誨，比如說人要忠誠老實啦，本分啦，勤儉啦，就不再具有權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這些美德和規范，卻更崇尚一種義無反顧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事業、為理想而奮斗的堅忍不拔和無所畏懼的品質。
父親對我的要求很實際，要我念點兒書，識得字兒，算個數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勸我做個農民，回鄉種莊稼，他覺得由我來繼續以農為本的農業是最合適的。開始我聽信他的話，后來就覺得可笑了，讓我挖一輩子土糞而只求得一碗飽飯，我的一生的年華就算虛度了。我不能過像阿爾青（保爾的哥哥）那樣只求溫飽而無理想追求的豬一樣的生活。大約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想搞文學創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對的現實是：高考落第。我們村子里第一個高中畢業生回鄉當農民，很使一些供給孩子讀書的人心里綻了勁兒。我的壓力又添了許多，成為一個念書無用的活標本�；氐洁l間，除了當農民種莊稼，似乎別無選擇。在這種別無選擇的狀況下，我選擇了一條文學創作的路，這實際上無異于冒險。我閱讀過中外一些作家成長道路的文章，給我的總體感覺是，在文學上有重要建樹的'人當中，幸運兒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樹，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勞動，要忍受難以忍受的艱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這種從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經驗，我比較切實地確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過去太多的輕易獲得成功的僥幸心理，這就是靜下心來，努力自修，或者說自我奮斗。
我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規程，自學四年，練習基本功，爭取四年后發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學”領到畢業證了。結果呢？我經過兩年的奮斗就發表作品了。當然，我忍受過許多在我的孩子這一代人難以理解的艱難和痛苦，包括饑餓以及比鼓勵要更多的嘲諷，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與打擊。為了避免太多的諷刺和嘲笑對我平白無故帶來的心理上的傷害，我使自己的學習處于秘密狀態，與一般不搞文學的人絕口不談文學創作的事，每被問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轉移話題。即使我的父親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幾乎沒有勇氣拜訪求教那些藝術家。像柳青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沒有勇氣去拜訪，盡管我是他的崇拜者。我在愛上文學的同時期，就知道了人類存在著天才的極大差別。這個天才攪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應，就是越來越清楚地確信自己屬于非天才類型。尤其想到劉紹棠戴著紅領巾時就蜚聲文壇的難以理解的事實，我甚至悲哀起來了。我用魯迅先生“天才即勤奮”的哲理與自己頭腦中那個威脅極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終于堅持不輟。如果魯迅先生不是欺騙，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奮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彌補先天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