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讀后感
認真讀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會有不少感想，寫一份讀后感，記錄收獲與付出吧。千萬不能認為讀后感隨便應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道士塔讀后感，歡迎閱讀與收藏。
道士塔讀后感1
榮耀千年，屈辱百年。如今，中華脊梁，屹立東方。
“車隊已經駛遠，他還站在路口。沙漠上，兩道深深的車轍。”我想，那車上的“貨物”太重了，一箱一箱的，承載的是敦煌文化，能不重么？或者，王道士根本也阻止不了，在那樣的時代，活著已經頗為不易。但他只為了一疊銀元，便拱手相送了，不免讓人憤慨。那是沉甸甸的文化瑰寶，或許他英勇的反抗一下，那么作為后世中華兒女便好受了，流傳的，也就是一曲英雄的贊歌了。
敦煌文化外流事件中，王道士只能算是故事中的一個小丑。試想一下，當你一人向刷墻的人喊住手時，沒人幫你，當看到他們呆滯的目光時，你能怎樣？當你一人攔住運裝著大批文物車隊時，看到他們嘲笑，譏諷的目光時，你能怎樣？我遺憾我未早生一個世紀，未成為莫高窟的主持，中國未早日強大。我想，這就是作者寫作時候的心情，憤怒、無奈、憋屈……這些都難于言表。文章中說道：“當外國人運著一箱又一箱、一車又一車的敦煌文物時，一個古老的民族在滴血。”
我沒有親眼見過敦煌，敦煌文化的價值也不夠了解，但從秋雨先生的筆下，我能夠感受到，敦煌對于中華文化而言，意義絕對是非凡的，那是無法用貨幣衡量的。《道士塔》中，當我們隨著作者憤懣沖激，也意欲隨作者橫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強盜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車隊時，忽然又被作者“攔下了車隊，又怎么辦”的提問所震懾，情感的痛苦轉瞬間轉為思想的痛苦。
于是，我從百度查看了關于敦煌石窟的資料：我國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肅省敦煌縣境內東南25公里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歷經一千多年的歷史。其中有泥塑、彩繪、壁畫及各種文獻典籍，是我國文化藝術的一大寶庫。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發現了藏經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紀的文書、刺繡、絹畫、紙畫等文物4萬余件。其中文書，大部分是漢文寫本，少量為刻印本。漢文寫本中佛教經典占90%以上，還有傳統的經史子集，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官私文書”等。除漢文外，還有古藏文、梵文、回鶻文、于闐文、龜茲文等多種少數民族文字。敦煌文書的發現是研究中國與中亞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文學、藝術、科技等的重要資料。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后歷經劫難，大批敦煌文物與石窟中的一些壁畫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國的盜寶者劫運國外，流散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圖書館與博物館。這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本世紀初以來，以藏經洞出土文書與敦煌石窟藝術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敦煌學”在全世界興起，已成為當今國際上的一門顯學。莫高窟，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1944年，在莫高窟設立了保護研究的專門機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50年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擴大為敦煌研究院。
以上這些粗略的.介紹之中，我也切實感受到了近現代和當代文化研究者對于文物流失的“痛”，那是一種靈魂被踐踏，被撕碎的痛。榮耀千年，屈辱百年，一個世紀歲月流逝，伴隨著一個民族榮耀的流逝。在這個屈辱的一個世紀中，我們丟失的不僅僅是文物和文化，中華民族的尊嚴與驕傲，在這漫長的百年中，也被踐踏地千瘡百孔，最后幾乎拋棄。最后，終于爆發了，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代又一代的先輩，浴血抗爭；一輩又一輩的英雄，譜寫贊歌。中華民族的脊梁，一節一節的拾起來了，又傲然挺立世界。
道士塔讀后感2
整個寒假我慢慢閱讀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當屬《道士塔》。我是沒有親自拜訪過莫高窟的。只有讀到了《道士塔》一文才略微知曉了莫高窟所遭受的劫難。事實上我在讀這篇文章是絲毫沒有憤慨之意，取而代之的是無奈。讀完《道士塔》我的體會就是——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那么別人更不會尊重你。
如果只是閱讀這篇文章，內心便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憤慨之情，原因很簡單，敦煌文物竟被一個小道士賣給外國人。可是在沒了解清楚事情之前光看文章就跟著文章中的觀念跑了，實在是無主見，容易被左右。讓我們來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話要從“歷史罪人”王圓箓說起。他祖籍湖北麻城縣。出生在陜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圣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于此地，奉獻了他的后半生。他原本可以在莫高窟終老，如果不是墻上偶然裂開的一縫，他的一生可以簡單許多。墻上開裂的一縫使他看到了財路。文物在他眼里便是外國人手中的錢。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有人說王道士無奈之下變賣經文寶物并非為他蓋豪宅，而是為了修繕窟區及下寺和維持他們平素的生計，當時他是住持，這是他不得已的就地取材。
那為什么他要賣文物?
發現藏經洞后,王道士忙報敦煌縣城的官紳人士,再報酒泉的官府達人，均未能引起大的關注，故他不得已又把藏經洞封閉起來。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猶太人斯坦因、法國遠征考察隊的伯希和闖入莫高窟區,用銀錢幾番誘使王道士動心出賣大批文物,從此敦煌招來大災難。
各級領導都不管就罷了，朝廷不也是昏庸無能的嗎?喪權辱國的條約簽的多了，難道還怕賣點文物?
于是外國人就來了。拿走了敦煌經卷文物。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箓本身并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我們想一想，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敦煌文物不被賣給外國人會怎么樣。
——“中國是窮。但只要看看這些官僚豪華的生活排場，就知道絕不會窮到籌不出這筆運費。中國官員也不是都沒有學問，他們也已在窗明幾凈的書房里翻動出土經卷，推測著書寫朝代了。但他們沒有那副赤腸，下個決心，把祖國的遺產好好保護一下。他們文雅地摸著胡須，吩咐手下：“什么時候，叫那個道士再送幾件來!”已得的幾件，包裝一下，算是送給哪位京官的生日禮品。”
這么看來，給了外國人反倒是成了保護文物的絕佳方法了!你不保護你國家的文物，那我就奪來替你保護展出。而在王道士賣完經卷整修莫高窟的幾十年后，一群拿著鐵鍬的紅衛兵站在了莫高窟前。要不是有周的大手護著，誰是歷史罪人就要重新定論了。
莫高窟的悲劇不能歸咎于王圓箓。王圓箓只是時代背景下的一個小丑。而那種時代告訴我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那么別人更不會尊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