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讀《陶行知教育故事》有感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終身致力于中國教育的改造，“深信教育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為中國教育事業“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他創立“生活教育”學說，提倡“創造的教育”，主張“教學做合一”，身體力行于師范教育和農村教育的改革。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所表現出來的超前意識和現實意義，至今仍有著積極的作用。
如何救教育，又如何使教育現代化呢？陶行知主張，第一步是“求真”。他在“曉莊師范”時期以“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自勉勉人；晚年則把“求真”寫進“育才學校”校歌：“涵養一片向真之赤心”。
所謂的“真”首先是指“真知識”。陶行知忠告同胞：“二十世紀以后的世界，屬于努力探獲真知識的民族。凡是崇拜偽知識的民族，都要漸就衰弱以至于滅亡。”似此，“我們個人與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識為基礎。偽知識是流沙，千萬不可在他上面流連忘返。早一點覺悟，便是早一點離開死路，也就是早一點走向生路。”欲求“真知識”就自然要反對“偽知識”和“偽知識階級”。“真”的另一個內涵則是真品格：“追求真理，愛護真理，抱著真理為小孩、為國家、為社會服務。”這就必須向雙重人格、多重人格開戰。必須真實真誠、真知真學、真情真性，才算得真君子；而這樣的真君子，只能從真教育中產生。“生活教育”就是這樣的真教育，它以生活而不是以書本為本位，以社會而不是以學校為本位，其目的是把學生從虛擬的“鳥世界”中解放出來，回歸真實的“鳥世界”，回歸真實的生活，在真實的生活中回歸本色的自我、真實的.自我。
陶行知主張的教育現代化之第二要義是做自由人。“偽教育”之害，清人龔自珍在“病梅館記”中早有解剖：“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龔自珍所抨擊的就是“偽教育”造成的人的異化。他痛心疾首而發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寥寥數語，乃將教育的真諦和盤托出：那就是把“梅”從“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讓“梅”回歸真實的土地；也就是把人從“偽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讓人回歸真實的生活，在自己特有的文化社會生態中自然成長、自由成長。龔自珍堅信，只要這么去做，“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他點出了問題的要害：教育的目的是還原人，“復之全之”；而其手段則是解放人，“解其棕縛”、“縱之順之”；只有通過人的解放才能還原人，沒有人的解放、沒有人的自由，則回歸真我、本我就無從談起了。但龔自珍畢竟暇日無多，閑田有限，縱有“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之宏愿，實際上難有作為。
總之，陶行知強調，必須對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然的生長力”抱有足夠的敬畏和尊重，不能以外力妨礙、挫傷人的“自然的生長力”。中國的問題不是國人天生愚笨，富有聰明才智的國人之所以無為，乃在于不自由的社會機制使然，歸因于這種不自由的社會機制對人的“自然的生長力”的束縛和壓抑。改變了不自由的社會機制，去除了對人的“自然的生長力”的束縛和壓抑，國人的聰明才智就會噴涌而出，國人就會生龍活虎。所以，教育者沒有權利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強加于人：“我們不能將他們當鴨子填，更何況我們所填給他們的東西，一點也不滋補。”他認為教育者和受教者的關系不能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知識分子至多只可做小孩與大眾的顧問。超過了顧問的范圍，就要損害他們的自動精神。”而且，“即是做個顧問，知識分子也得跳進小孩與大眾的隊伍里去與他們共患難同休戚，才夠得上顧問的資格”。教育是培養自動力，但只能“在自動上培養自動力”；否則，“若目的為了自動，而卻用了被動的方法，那只能產生被動而不能產生自動”，只能事與愿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