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清代私牢研究》有感
擺在案前的《清代私牢研究》一書，由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陳兆肆博士所著，2015年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位歷史學者“求真”的筆下，其使用多元資料互參比勘之法，給我們展現出了一種多視角的監獄圖景。
陳兆肆筆下的清代“私牢”，與法定監獄同中有異，作為彼時羈押未審嫌犯、現審輕犯以及干連證佐的場所，亦時時成為衙役借端需索的利窟。作者尤為關切私牢之中無辜平民的命運，展現他們在官府借助“法權”名義而肆意踐踏“人權”下無奈多舛的人生。清代諸如此類名目的私牢設施，如班房（或曰班館）、卡房、自新所、翼房、黑窯等，作者一一考鏡源流。尤有進者，作者秉持“治史如斷獄”的理念，以偏信之暗為戒，著意于爬梳清代各類群體對私牢設施之“歷史意見”（錢穆先生語），強調充分征用能代表各方立場的多樣文獻，參伍錯綜，排比辨詰，以逼近歷史真相。是故，文中既大量使用官方立場的實錄、檔案、律例等文本，同時亦勠力尋找反映“民間立場”的資料。不過，民間立場的資料，殊難尋見于官方史料之中。是故，作者發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廣搜博輯，除了使用大量民間京控狀紙外，亦十分注意小說文學作品的使用，比如文中所大量采用的小說《活地獄》一書，即對吏役群體運作私牢有著入木三分的刻畫。
作者通過這些不同群體立場的資料，意欲展現清代私牢的多重面向。透過民間立場的資料，私牢無疑是殘民以逞的鬼魅地獄。不過，當作者檢視以《衙役職事》等類吏役立場類的資料時，民間立場的私牢景觀徹底被顛覆。在取證技術有欠發達而罪以供定的.時代，命盜重案的審理，實有賴于相關鄰里佐證尸親等人供詞，為防逃脫，亦為隨審隨到起見，勢不能不對之進行暫時收押。居住條件惡劣，則是因監獄財政有限而不得不然，暴力相向則是為了嚴訊問供，而在彼時的法律中，捶楚訊供并不算完全違法。
通過京控訴狀獲得民間私牢情弊的中央官員們，對私牢問題出現了意見上的分裂，并非呈現鐵板一塊，大致分為御史和刑部二種派別，前者偏向民間立場，而后者則同情吏役主張。有意思的是，即就帝王而言，也出現了康熙和雍正兩朝君主態度的絕大差異，前者偏向民間立場，主張杜絕此類私牢，而后者則主要制度化地加以利用，實則折現出兩朝君主為政風格和個性的殊異。雍正的主張最終引來地方務實大員的認同，從而推動了地方私牢的“制度化”和“合法化”。然而，地方吏役正是通過這種合法化的改革作掩護，濫施卑伎，舞弊營私。
作者利用這種“眾聲喧嘩”的多元文本互參之法，固然可呈現出清代私牢多面相的圖景，難能對其作出“非黑即白”的明確定性，但作者并未就此確定“相對主義”的歷史觀，而滑入不可知論的境地。在言說同一歷史片斷時，當不同群體立場的文本出現互異時，作者注重對各類歷史敘事文本的細讀及其深研，重視對文本背后未言之事的發覆，然后確定“優位敘事”。作者在本書中，往往不自覺地透露出本人的“底層”立場。一般而言，官員和吏役出現事實敘述互異時，作者傾向于對吏役予以更多同情，而吏役與民間出現事實認定互異時，作者又往往傾向于支持民間的主張。在私牢長期禁而不絕的問題上，作者其實取逐層“向上”檢視的態度，認為大量官員實與底層吏役存在著利益一體的關聯和勾結，甚至是官員而非吏役需對弊病叢生的私牢問題負主要之責，而制度之惡的一面尤不可忽視，如資源與人口之間結構性矛盾突出、逐節自動審轉的司法制度、監獄財政的短絀、吏役群體位賤俸薄等，這些無不加劇了清朝私牢問題的嚴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