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童》讀后感
詩人、散文家趙麗宏近年推出兩部兒童文學長篇小說，引起較大反響。第一部《童年河》仍是作家看家本領，散文形態，詩意氤氳，第二部《漁童》則是小說家當行本色了，講究故事人物主題開發。
書中主角、十二歲的童大路，摔壞了同學韓婷婷家一張大理石桌面。大理石紋理自然成畫，大路的平民家庭傾其所有都無法賠償。韓父韓方淵是留法教授、收藏家，不但不要求賠償，反而向好學誠實的大路展示了他的收藏，其中有國寶級的德化瓷雕漁童，讓大路體會到韓先生的仁厚、中西文明的博大和人類藝術升華人生的魅力。大路也在同學胡生寶及其父親胡仲年的身上，第一次懂得了人生的復雜。由于韓家的好心，胡家得以棲身于韓家小洋房的附屬小棚屋里，但胡仲年對胡家的表面的尊敬里，暗藏著妒忌和惡意。他本來可以幫助大路避免摔碎大理石桌面，他不但不幫，反而事后因童家面臨巨額賠償而幸災樂禍，到處宣揚。“文革”開始，胡仲年造反，圖謀以革命之名竊取韓家收藏，特別是漁童瓷雕。于是大路開始了他拯救漁童瓷雕以及韓先生父女生命的歷險故事。
顯然，身處那樣的時代，大路除了“善”的道德火炬以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抗蔓延全社會的“惡”。大路不可能拯救世界，但他拯救了一個藝術品和兩個生命，憑的是什么？
近四十年來，寫“文革”中“惡”的故事的作品很多。“惡”是“善”的缺失，結果便是不能捍衛自己的“人”性，其原因基本可概括為三種。第一，為意識形態誤導，以“惡”為革命之“善”而勠力行之；第二，洶涌全社會的“惡”觸發了人心潛藏的“惡”，“革命”又提供一種道德掩護，于是“惡”的火山噴發，加上“惡”行帶來的某種陰暗心理的滿足和實際利益，反過來給“惡”火上加油，形成“惡”性循環；第三，文革使“惡”人更容易作“惡”，給普通人提供通過“惡”行謀取私利的機會，使很多本來不一定成為“惡”人的人，成了“惡”人。這第三種寫的最少，但縱觀所有文明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樣的“惡”人“惡”行，是常態，“文革”并非例外。
今天中國的很多年輕人，如果上兩代不親口告訴他們，他們是不會相信，自己善良慈愛的父母祖輩，也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作“惡”。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當年是聽號召而打了老師一個耳光，就不算作“惡”。要知道，沒有極為普遍的“人”性失貞，“惡”不可能在全社會掀起狂瀾。大路所面對的“大惡”胡仲年，如果沒機會作“惡”的話，就會是一個以“普通人”而終老家中的父親，可能很顧家，很愛兒子。在全民作“惡”的文革時代，要反抗“惡”，捍衛自己的“人”性，非常困難。《漁童》中大路這個孩子，如何做到了這一點？大路行為的第一動力，是仁義：韓先生對他仁，他報之以義。仁義，倫理學上叫作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互惠原則，是所有人際關系的基礎，胡仲年對他不義，大路以仇人視之。第二動力，是大路通過韓先生所看見的中國和世界文明之美：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人”性第一本能反應，而保護美則是自然沖動；與此相關的是大路的第三動力，即藝術品的魅力：唯有人類，創造藝術品并愿意被它征服，甚至能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大路體現了這一根植于“人”性的基本欲望。
大路是個孩子，道德意識上還是“自在之物”，完全是教養所致。這個教養，基于普通中國人的常識，是中國人幾千年的道統積累。大路捍衛了這個常識，由于教養的堅實。相比之下，同齡兒童胡仲年的兒子，大路的同學胡生寶，由于父親的耳濡目染，時時要跌入“惡”的深淵，雖然作者暗示了救贖的可能性。作者仁慈，因為我們都知道，無數兒童少年在那一個時代作了無數的`“惡”。成年人道德上是“自為之物”，要做出大路那樣的道德選擇，要考慮的東西多得多，所以也困難得多。
大路拯救了《漁童》，但誰拯救了大路？是人類最“低”的道德常識，也是最“高”的道德律令。
要深究為什么一個社會只有很少人在普遍喪失人“性”的時代捍衛了自己的人“性”，需要道德勇氣。德國在反省二戰戰爭責任方面做得最好，部分得力于全世界的壓力，部分來自于德國文化的自省傳統。相比之下，我們的近鄰日本還落在很后面。“文革”是中華民族的劫數，但它所制造的災難，卻成了文學的富礦。遺憾的是，這一富礦的開發，遠遠不夠。在這方面，我們也需要大路那樣的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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