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阮籍的《詠懷詩》 有感
“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在這些記錄詩人政治感慨的詩中，阮籍用隱約曲折的形式表現了寓藏于內心的、無由發泄的痛苦與憤懣，情緒往往憤激，辭旨往往隱晦。其中，《詠懷詩》（其一）寫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
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作為阮籍全部“詠懷詩”的序曲，此詩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寫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不能平靜的苦悶心情。那么，作者何來這種苦悶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晉易代之際，是一個血雨腥風的歷史時期。司馬氏集團與曹魏統治者為搶奪政權而激烈斗爭，政治異常黑暗險惡。司馬氏全面奪取了曹魏政權后，為鞏固統治，肆行殺戮，鏟除異己，與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馬氏的敵對力量有牽連的社會名流很難有幸免。例如，擁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殺；嵇康拒絕與司馬氏合作，亦慘遭殺害。所以，“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殘酷的'屠殺與迫害，造成了魏晉文士對自身前途、社會命運的迷茫和恐怖，他們的生存和心靈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阮籍八十二首《詠懷詩》，就是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給人展示了這樣一幅畫面：
夜深人靜，詩的主人公起而彈琴。無疑，這深夜象征著昏亂的社會。詩人多才多藝，善彈琴瑟，好酒會嘯。而鳴響的琴音，又寄托著詩人什么樣的思緒呢？還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風，難道不是詩人內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嗎？
接著，詩人的注意力由近及遠，聽到了孤鴻的鳴叫，看到了月光下鳥的飛翔。詩人此時除了憂愁、苦悶和彷徨，還會有別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鴻”比作魏王，“翔鳥”當指司馬氏；如果把“孤鴻”比作詩人自己，“翔鳥”當為司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處于昏暗的社會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無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的感嘆。透過詩人“徘徊”的身影，我們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晉易代之際，一群知識分子苦悶、焦慮、孤獨的靈魂在天地之間“徘徊”嗎？
其實，阮籍年輕時曾胸懷儒家的濟世之志。詩人自幼好學，博覽群書，志氣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時期，曹魏政權相對穩定。他經受了建安時代的積極精神的洗禮，因而“本有濟世志”（《晉書》卷四九本傳）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為國建功立業、氣吞山河的豪情。在《詠懷詩》（其三十九）中，詩人熱情歌頌了壯士驅車遠行、受命自忘、義無反顧的精神：“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這些，正是阮籍青年時期不甘寂寞、渴望為國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和慷慨磊落的情懷的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風云日趨險惡，阮籍早期的濟世志向漸趨破滅。阮籍的父親阮瑀是隸屬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團“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親隨吏員多年，是曹家的門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賞識。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權的。他對司馬氏的陰謀弄權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轉而崇尚老莊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尋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態度，躲避矛盾，不問世事。或者閉門讀書，或者觀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與一些文人相繼陷入權術的羅網而喪命相對照，阮籍則以談玄縱酒、佯狂放蕩等方式來尋求生存之道。《世說新語》中記載著他的許多軼事，例如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又傳說，當司馬昭提出要與阮籍聯親時，阮籍由于很難明拒，曾大醉達六十天之久，使司馬昭無從進言而止，足見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時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詩人的一個典型。在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之后，魏晉隱逸思想特別盛行，阮籍也與左思、陶淵明等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詩人本有較進步的政治思想，不滿現實的腐朽。針對司馬氏利用“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他們以老莊的“自然”與之對抗。出于這種隱逸思想，雖然沒有政治理想的高揚，但追求逍遙、自我超脫難道不也是一種默默的抗爭？
雖然也曾有過痛苦地徘徊、消沉，雖然也曾有過對人生短暫的哀嘆，然而阮籍等正始詩人并沒有逃避社會現實，沒有喪失生存的勇氣，而是直面慘淡的人生。一方面老莊思想浸潤著他們的頭腦，另一方面他們在隱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的。這些也使得其執著的生命在隱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